可以不去喜欢一个人，但决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可以不去尊敬一个人，但决不能去蔑视与侮辱；可以不去认同一个人所选之路，但决不能彻头彻尾的否定他。

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从党国英雄堕落成党国罪人其中的因素有很多，但不得不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从那一脚开始的。轰动全国，杀人无数的“杀人魔王”张君被抓捕后，文强飞奔而上，一脚踢翻在地，并用脚踩在他的脸上，然后用手机向领导汇报：“张君已在他脚下！”张君是罪有应得，但文强的这一脚不但踩住了张君的脸，也把自己踩上了人生的顶峰，而人一旦到了顶峰之后还会有路可走吗？所以通过这一脚而看清文强的张君也送给了文强一句话，那就是：“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只要你挡不住诱惑，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的。”此后，原本一直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的文强不再被重用，因为通过一脚看清文强的不仅只有张君，还有他的领导，在领导眼里因这一脚认为文强破坏了规则，只要他有资格，他就会把任何人踩在脚下，这样的人还会有人再给予他资格吗？

文强为什么会有要把张君踩在脚下的心态，现已不得而知，但的这种快意恩仇践踏对敌是浸染东方文化的每一细胞中，只要有资格有机会，决不会让对敌舒舒服服，而是定要尽情地玩弄，以渲泄自己的情怀。而《水浒传》中的梁山悲剧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一点，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以与高俅为代表的权贵阶层互不信任，互相敌视，总想把对方踩在脚下，让对方彻底不能翻身。

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大多看不起高俅，当然这种蔑视是相互的。只不过双方的区别是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在庙堂，一个在江湖；一个属于主流，一个是非主流。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也想上台、入世、成为主流那除了流血拼命以外，还必须去了解、理解那些站在台上的人，不谈去迎合，但必须得要去肯定。

高俅的印象在梁山好汉的眼中肯定是相当不好的，这恰如历史与读者对高俅的评价，但事实上高俅也仍有可取之处，他的成长史就非常了不起。

高俅是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的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是一小混混，靠帮富二代使钱过活。这就如高俅发迹后，围在高衙内身边的一群混混，但高俅与他们的区别是他并不自甘堕落，相反却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弄无一不会，也对诗、书、词、赋颇有专研，因说是一个有本事之人，但仍无法立足与当下社会。

而高俅并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想入草为寇图个快活的想法，而是投奔了一个在淮西临淮州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可见高俅虽不象宋江那样人称“及时雨”，但人脉关系也还是不错的。柳大郎养了高俅三年，后因哲宗天子大赦天下，高俅很有远见要回京，毫不贪恋他在柳大郎这里的安逸日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柳大朗也挺看重他，给钱给信让他投奔与自己在京城的亲戚。

命运之神无可预测，高俅为什么一定要回京这已不得而知。但这正如李嘉诚所说过的话：“那些白手起家而成大器的人们，必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曾经鲜明地感受到一种预兆，必然受到一种足以强迫他们克服种种消存懈怠的力量驱使；必然能够满足他们去想象未来环境所激励而来的目标的实现。只要这样，才使他们不惜破釜沉舟地奔赴他们所希望的那方乐土，那种环境，从事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点石成金’效果的移民。”高俅虽不是移民，但也类似移民，京城并没有他的家，他在中国历史中首开北漂之先河。

回到京城的高俅通过柳大郎的亲戚董将土又进入小苏学士苏轼的府上，苏轼又把他推荐给驸马都尉王晋卿，并深得驸马都太尉的喜爱成为贴身亲信，命运之神从此眷临高俅，7年后的高俅偶然结识端王，成为端王的宠伴，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成为宋徽宗，而高俅也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后又升为枢密使相、殿帅府太尉，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参谋总长的职务，为徽宗掌管军事。

可以说高俅之能成功除了命运之神的垂青之外，更重要的也是与他本人好学聪慧有关。在此不得不说的是也许有很多人认为高俅只是一个帮闲的破落户而讨厌他，但苏轼却很喜欢他。一生磊落豪侠的苏轼为人坦诚重才，如果说高俅才疏学浅，那苏轼定不会如此赏识他，更不会在自己失势遭贬之后把高俅推荐给驸马都尉王晋卿。

回过头再去展望历史，可以看到苏轼和高俅根本不是同道人，二人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但正是由于苏轼对高俅的认同、重视、以诚相待，使得高俅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而反过来，当苏氏一门失势贫不能存时，高俅并没有忘恩负义，而是念念不忘苏轼对他的奖拔之情，以诚回报苏氏一门，救他们与水火之中，终使苏氏一门在高俅的照顾下，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

宋江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上马能杀人，下马能拜人，但在高俅之高下，然去无视高俅的存在，忘却了九天玄女给他的天言“遇高不是凶”，忽视了人世间最富有戏剧性的力量，那就是用真诚创造奇迹，用能力与付出维护奇迹，而终造就了梁山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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