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不是问题不存在,是时机不到,按惯例只有到年关,才能听到和见到,为了50斤面粉或10斤油就道谢不止的感人场面。一个偶然事件,把问题提前展现出来。据市有线电视台介绍,一个读初三的孩子得了血液病,有治愈可能但需要巨额费用,这是孩子所赖以依靠的家庭万难承担的,严酷的现实无疑宣判了孩子的死刑。为着维系孩子求生的希望,他周围善良的人们共同奉献着同情和爱,他们演义的是一曲爱的赞歌,而在感人的赞歌背后,却隐藏着令人心酸的悲剧。悲剧不仅是为孩子得了顽症,因为偶然的天灾人祸纵使再难也可以度过,毕竟是暂时的。而孩子病榻上的一句,“妈,病好之后多给我一元钱吧,早餐吃不饱。”由此,真正悲剧的序幕才被拉开!
都市里的贫困群体,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母亲600多元的月生活费,父亲到下个月已没钱可领取,要去打零工。”微薄的收入,仅可以勉强维持一个家庭最基本的生计。如果只是个例还难以说明问题,记得不久以前,也有类似家庭曾引起过关注,原因也是为的孩子,一个初中生不堪家庭贫困带来的心理重负而坠楼。病也罢,坠楼也罢,应该说还是偶然,暴露出的问题却恐怕是冰山一角!全国人代会上,曾有代表对此做过调查,并提案称其谓“弱势群体”;有学者惊呼,他们是被现代社会“边缘化”的一群!这都是委婉的说法,直白的说,就是一群贫困的人!据称,导致出现这一群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转型和利益关系调整,造成失业和无法得到应得收入(拖欠劳动报酬)及其它如物价上涨、个人负担加重等生活成本提高的原因。这样的一个群体,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勉强维持原始意义上最基本的生活,对于教育、保健、精神文化的消费却是望而不及,一旦有个天灾人祸就更容易陷于绝境!
经济社会转型和利益关系调整,难免会出现社会分化,难免有一部分人要承担必不可免的牺牲,甚至是非常沉重的。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人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数字,我想,在“全民临时工”的背景下,这个群体一定很大,而且还在增加。但这不是这部分人的过错,是历史是社会积淀下的痼疾,他们是在为历史为社会承担着责任或说代价,而且,他们还是现时分配不公的牺牲品。当我们所谓的国企,依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那些高官高管堂而皇之地——姑且不论那灰色的——获取巨额收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难道这是天经地义的吗!说到这,想起法国新任总统,上台伊始就大幅度降低国企高管们的收入,以平衡社会利益和情绪。反观我们呐,改革的代价往往需要原本度日维艰的人们来承受!
对于都市中的贫困群体,所应得到的不是冷漠和歧视。济南人是高尚的,上面两个孩子和家庭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但值得深思。当老奶奶拿出攥得出水的5元钱时,我在想,倘若她自己有了不测,倘若又有不幸的孩子和不幸的家庭,她老人家又能如何!或许节目主持人、街道办事处、驻军、警察和企业及其他参与捐助的好心的人们,能够帮助这孩子和这一家成功度过这劫难,但“救急救不了贫”,那时他们可能只有无奈的同情了。而即便是救急,善良的人们又有多大的能力?某个捐助企业的领导说,全单位刚刚完成了一次捐助,现在又再捐助。我想,他们是高尚的,可是他们又能承受几次?社会捐助是一个社会道德素质高下的标尺之一,但当捐助频繁出现,当人们已不能承受捐助之重,捐助所反映的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
近些年,关于农村和农民贫困的报道,媒体上接连不断,某个熟悉农村基层情况的领导干部甚至发出“农村真可怜”、“农民真可怜”,这悲悯的慨叹,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无意否定他的悲悯,却想借此给予城市贫困群体。贫困应该引起关注,任何文明的社会形态,都不应莫视贫困的存在,小平老人家更说的直接,“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需要政府和整个社会来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哪怕这责任再沉重也必须如此。在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建立起合理而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起完善而有效的日常监督保障体制,而这一体制,不仅仅是原始意义上的维持基本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关注正常化,才不必等到年关或偶发的惨痛事件或什么好心人,来昭示这一群体的存在。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很难想像,假若存在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社会能够和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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