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读《徒然草》，有感于其所揭示的“瞬间之美”，以为“并非颓唐厌世，而欲以‘瞬间’淡化不能‘永恒’的现实”，语焉不详，今更申之。

佛家，严格说是禅家，有“一即一切”之说，仿佛是就数量而言，但从逻辑上讲，“一”仅仅是“一切”的一切分之一，绝不相等。但是禅家不如是理解，我们从生命的流程上（时间）说，一即一切是成立的，这其间的关键，就是“瞬间之美”。

短暂的“一”何以等同于漫长的“一切”呢？人类自有智识起，便对自我的存在有了意识，目睹了大量的生生死死现象，对自我不能永恒存在难免烦恼，于是有了“死生事大”的恐惧，寻求永生不死的法门，便成了一切宗教、哲学的根本任务。佛家有罗汉果、涅槃、净土等法门，道家有“道”，有“逍遥游”等，儒家遵循“未知生，焉知死”的原则，只追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教），但三教合一后产生的禅学，就视生命由一一刹那、念念相续而成，即所谓“积微成世界”；人生百年，不过由一个一个的事件所组成，*体的长生是没有的，但“永恒”却是可追求的，那就是把“瞬间”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一个一个有极致价值的“瞬间”，就转化成了不朽的“永恒”。

这种“瞬间之美”，其实是禅意生活的体现。比起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来，似乎更具可操作性。这种课操作性，在生活中具体化为把握现在，快乐今生的及时行乐。其典型人物如讲“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李太白、如讲“人生如梦”的苏东坡、如短命而立言无数的金圣叹。他们之中，都颇能明确人生的细账，如东坡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如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当然，并不是枯坐等死就可活得长，而是夜晚无事可干，也要把白天所做过的事再细想一遍，二六时中，绝不苟且虚度。总之，迫于死的压力，生才绚烂。

许慎《说文》曰：“我，施身自谓也，或说：我，倾顿也。”对自我生命意识的觉悟，对自我生存状况的忧虑，催生“我”的能量的爆发，于是有对“瞬间之美”的追求。金批《西厢记》序一《恸哭古人》曰：“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已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又曰：“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又曰：“蜂穿窗而忽至，蚁缘槛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蚁，蜂蚁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暂在，斯蜂蚁亦暂在；我倏忽而为古人，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此蚁亦遂为古蚁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净，笔良砚精，心撰手写，伏承蜂蚁来相照证此不世之奇缘，难得之胜乐也。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又有此蜂与此蚁也。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然则后之人竞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即使其心无所不得已，不用作消遣，然而我则终知之耳，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者耳。我自深悟夫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不妨仍误，亦消遣法也。”

批书是他人生的“消遣法”，而他的“那辗”（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六）法，则基于“曼殊室利菩萨好论极微”——“娑婆世界，大至无量由延，而其故乃起于极微。以致娑婆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其故无不一一起于极微”（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四）的认识，把微细之物之事扩而充之，尽力展示其“瞬间之美”，则“操笔而书乡党馈壶浆之一辞，必有文也；书人妇姑勃谿之一声，必有文也；书途之人一揖遂别，必有文也”，而平凡生活中也会有种种“不亦快哉”者在。《徒然草》中大量“瞬间”生活的描写，正体现了人世“无常”的美处。

2012年5月28日于安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