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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人生的本质在于人有自由和责任去把过去的行为引向新的方向。作为学者和作家，萨特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作家通过书写建立自我，营造个人化的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对作家而言，哲学比历史更重要，思想比知识更重要，内在和谐比社会良知更重要。海德格尔期盼“诗的救赎”，这一观念比尼采的“艺术自救”狭窄，他抛出“安居”一说来加以平衡，这与尼采的“强力意志”是相反的方向。萨特说，“存在是荒谬的”，他否定了“存在”　的合法性，指出了“存在”　的偶然性、无序性，以及片面性。无论如何，存在的合理性多于它的不合理。萨特是在诅咒命运，包括一己命运。他远比尼采自高自大，后来不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佐证。当然，萨特的狂妄来自不折不扣的思想底气。海德格尔最终也没有解释人如何达到“安居”，恐怕他也拿不出办法。他不想太明显地说出东方老子两千年前就说过的话：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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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堪称现代都市人的爱情必修课。这部电影诠释着一个道理：收敛着的情感更高贵。这位墨镜导演绝不是在玩深刻，而是在玩深沉。有人问我村上春树和渡边淳一有什么区别。我说，村上春树写的是爱与死亡，渡边淳一写的是性与死亡，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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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是怆然的悲泣，也是生动的歌唱。它直接融汇了人生的两极。这部书让我想到，善与美已经难以成为推动、拯救社会的核心力量。只有利益共享最大化，才能给人民带来活着的希望和快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差别在思想上。真正的好书必须是能够提供观察生活的新的视角和表达生活新思路的作品。它能够拓展人们的眼界、心界，把人们带到更宽阔、自然的心灵地带。好书能让人接近生活的本质，从虚无中把握到一点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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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痴是文明的最大绊脚石。傲慢者卑微且恒久卑微。圣人、贤人、智者，无不是虚怀若谷韬光养晦的人。老子十分重视谦卑的美德。孔子重视礼让。庄子讲齐物，人与万物无分别，人与鸟兽草木一个样，人没有资格欺凌动物、践踏植物。一切不能控制身体欲　望的人，都是凡夫。能控制一切身体欲　望的人，接近佛。佛教很关注幸福、快乐的问题。它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淡化欲　望，直至消却欲　望，一个是重视德的修行。道家崇尚简朴、低调的德。在不争这一点上，二者相同。而儒家则强调仁爱，强调爱国和利他，即强调忘我精神和牺牲精神，把忠和孝提升到最高的美德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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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多数外强中干，既虚伪又无力，调子唱得越高，越是一根经不起风摇的苇草。文学是依靠内心持久而强大的召唤建立起来的事业，它的光无论如何不能只照亮自己。只照亮自己也并非孤芳自赏，而是面对众生的悲哀，那种悲哀的深度恐怕只有流亡者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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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逸之美与沉郁之美也可以产生重合，形成一种恬淡之美。生活的厚味就在这里。一味飘逸易流于轻狂肤浅，一味沉郁易流于压抑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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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灵魂人物是孙悟空。但如果没有猪八戒这个喜剧人物，取经之路就未免太枯燥无聊了。猪八戒是唯一能使取经之路在艰险之外保留一些愉快因素的人物。生活是理性与荒诞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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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情感以中和为好，不必激烈，也不必太含蓄。仿古太做作，沉迷于玩弄语词更加矫揉造作。矫情是诗的死胡同。诗意是纯朴的，复杂会远离诗意，也未见得能够连接起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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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城市，必然伴随了大量的庸俗、压抑、粗鄙和无聊。在一个各显其能的时代，对每个有自知力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外界生活发生着怎样的偏转，而在于如何处理内心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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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失败的文人，都想念酒。酒也不高攀，心甘情愿做个点缀，却也能成一沉默知己。往往借助于酒的刺激，灵感不期自来，它的发生形式是先汇聚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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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智慧，都是质朴的，没有半点花架子。读《老子》，每每如沐春风。真理，从不高高在上，给人以威慑，而是平易近人，如话家常。读《庄子的享受》，感受王蒙的睿智与博学，是一种乐趣。王蒙闪闪烁烁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道家学说虽高深莫测，但又是实实在在为人的生存本身服务的。老子、庄子都煞费苦心地思忖着人的自我救赎之道。心比天高和人生惨淡，被庄子有意地拉开距离。他的哲学没有省思系统，没有行动系统，也就没有了省思力和行动力。但庄子哲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飘逸性和灵动性又是浪漫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哲学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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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疯狗强尼》给今天的时代提了个醒，人之作为人的觉醒，一旦凝结为牢不可破的极端意志，那么迈向邪恶的可能性很大。人的意志一旦集群化，没了独立性，就容易落入愚昧的酱缸。只有自我的意志和自由的意志能使人趋向无限，趋向神格的人。广义而言，神是正确的、真理化的自我，是面向自我命运的悲悯，它在每个人心中。发生渎神的行为，很可能是因为神在心中沉睡，而你无力唤醒。　这部电影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是，政治是一切不成熟时代的绝对控制力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