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地为牢”是一句成语，比喻将行动限定在某种范围内，不得逾越。最早看到这句话是在小说《封神演义》里，第二十三回：“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当抵命。’随即就在南门画地为牢，竖木为吏，将武吉禁于此间。”这武吉为何被囚禁？故事是这样的：打柴的武吉是一个孝子。一天他到西岐城来卖柴。在南门，正赶上文王车驾路过。由于市井道窄，将柴担换肩时不知塌了一头，翻转扁担时把守门的军士王相耳门上打了一下，当即就打死了，被拿住来见文王。文王说：“武吉既打死王相，理当抵命。”命在南门地上画个圈做牢房，竖了根木头做狱吏，将武吉关了起来。

古时在地上画一个简单的“圈”，就可以成为牢房，竖一木杆就可以作为看守，而犯人却不会逃跑，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这其实就是讲的一个诚信，“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无论是朝廷的官员，还是民间的囚犯，自古以来人们把诚信看做比生命还要重要。古时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今天做不到呢？我们小时候捉迷藏，讲好蒙住眼睛，就一定会自觉蒙住眼睛，不会偷看的，那时的心灵是非常纯洁的，容不得一点杂念，这时的心灵，也可以做到画地为牢的，不会越雷池半步。人心不古，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人的私心杂念越来越多，更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尽了背信弃义的事，而受不到谴责，这是民族的悲哀！

“画地为牢”实际上就是约定俗成，这是约定好的，大家都这样遵守，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世界很多东西、规矩也是约定俗成，就像现在的交通，红灯停，绿灯行，这就是约定，大家都必须遵守，不遵守就得受到处罚。而处罚力度也是一种约定，让违约的人付出代价。大家都知道发达国家的人素质高，比国人更遵守交通规则，但一位外国朋友却说，“那都是罚出来的”，可见惩罚是有效果的，违约必将付出代价。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贞观六年12月，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纵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明知已被判死刑，还视死如归地回来受死，既被纵谴又无人督帅，说明就有可以逃脱的机会，生命诚可贵，求生是人的本能才是，死囚为何不逃之夭夭而乖乖前来受死呢？

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这也是向现实和后人展示贞观之治。死囚无一亡匿成就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一个君王，必须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才能也使得你的臣民也是讲诚信的，如果一个君王，使用狡诈的手段来愚弄他的臣民，臣民们也许会上当受骗，但不会总是上当受骗，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这就像现代“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最终受到报应的是这个君王自己和他的朝廷。

人不讲诚信没有德行，在这世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无信不立”，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贡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老百姓对政府就信任了。”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之中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

从古到今，粮食、国防、信义都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粮食充足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使社会稳定。军备充足就不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并震慑敌人，国民安居乐业。取信于民就可以唤起人民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不尽力量，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使社会进步而繁荣。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如孔子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也如孔子所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没有“足食，足兵”，也就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片面一味高喊“穷棒子精神”，要求人民“勒紧肚子闹革命”，的确是不能取信于民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说到底还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问题，人民不会再去相信“越穷越光荣”的谬论了。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的选择是：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孔子并非不重视“足食、足兵”。正如孟子并非不喜欢吃鱼、不重视生命一样，都是“必不得已而去”，是一种假设。儒学的观点是两个方面都不忽视而更倾向于精神文明方面，这些论点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思考，但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代观点，我们没必要去吹毛求疵，用现代思想去要求我们的古人。

从以上孔孟之道看，儒家讲究“信”，而法家也是非常看重“信”的，商鞅在推行变法前，为表明坚定立场，让人们相信变法；《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是说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门的给十金。百姓对此感到惊奇，没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说“有能搬的人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搬走木头，立即给他五十金，以表明没有欺诈。商鞅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来表明他的决心和“信”，并颁下法令开始了变法。秦国由于推行变法，而逐渐变得强大，最终统一六国。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这是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的警句；人不讲诚信不能在世上立足，而一个企业，不讲诚信，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发展不好的。曾经经历过一家企业，为鼓励开发人员搞出新产品，经理在会上许诺，成功之日可以奖励汽车，这个企业没什么产品，濒临破产，而这个产品作为唯一希望，破釜沉舟。最后这个产品终于搞成了，并且效益可观，但开发人员并没得到一分钱奖励，技术人员最后都流失了。

北京宋庄农民与画家为房产打官司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宋庄农民马海涛虽说赢了官司，但却输了信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了金钱，这信誉又值几个钱？不讲信誉，反而倒弄到钱。这些不讲诚信的人，没有一点羞耻感，照样招摇过市，国家倡导的“八荣八耻”怎么就不起一点作用　？人们的荣辱观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古人可以为“义”不顾生命，是“舍生而取义”；而现代人可以为“利”不管死活，这是“舍生而取利”，这真是天壤之别。现在拆迁房价大涨，不少像马海涛这种卖了房子，看到政策漏洞，有机可乘，不顾廉耻、不要信誉，只看到利益，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民族的耻辱，更是国家政策的失误。这些卖房人，都是签了契约，按了手印的，是不可以反悔的，但他们告到法院，把这些契约判为无效合同，往往能得到一些利益，这让不讲诚信的人岂不得到暗示？这又怎能使社会和谐？！真不明白，我们的法律，为什么要纵容这种不讲诚信的人得到利益？

假如我们的法律、民风能让这些不讲诚信的人羞愧到无地自容，那又该是一个怎样的和谐社会？！　

2011-7-1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