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亲及天底下所有伟大的母亲）

每每听邻里抱怨“娘肚里有儿，儿肚里没娘”，我就如芒刺在背，愧疚与惶恐便洪水般泛滥而起。我想起了自己苦命的母亲。我不止一次地问，这声声抱怨，字字叹息，透析出的，是人世的宿命？还是尘世的悲哀？　

一

五年前的正月初二晚上，老家兄弟来电说：母亲最近老是胸闷，在卫生院看过，也吃了药，就是不见好。她很难受，想到县医院来看看。惊愕之余，我赶紧答应着，那就抓紧送来吧。

第二天一大早，二个兄弟就把母亲送了过来。见到母亲，我着实吓了一跳。早已松弛的脸绷得像鼓面；颧骨上坚守着青春一直不肯离弃的那两团小红润，已被周边的蜡黄湮没得无影无踪；额峰上岁月冲刷的沟壑又添了几道，纵横交错，犹如丹青妙笔皴出的山水画；没了牙的面颌褶皱得如同风干的茄皮，一门心思地往里凹陷，看上去，仿佛戴着一张不匹配的面具；那双深陷的眼睛里，迷离出分辨不清的神色，有痛楚，有焦虑，有希望，也有迷茫。

我想，这一回，母亲一定病得不轻，心里一酸，眼里不由自主地沁出了几滴泪水，慢慢地渗入我的嘴角，又酸又涩。　

经检查，医生确诊为“房颤”，“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并立即给我们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联想到心电图检查结果上打印的“心房率580次/分”的数字，我急切地问熟识的医生：“很严重吗？”医生向我点了点头。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不由感叹着生命的无常。一个人含辛茹苦操劳一生，等到儿女成人，已是年届古稀，本应身轻气闲，安享几年清福，苍天却如此不济，又要添个毛病来折腾我母亲。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不知是苍天有眼，还是母亲命不该如此，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第二天，母亲的心房率降低了一半，之前的胸闷气短逐渐缓解。伴随着心率的缓和，母亲的精神气儿也开始恢复，脸上层叠的沟壑，仿佛经过熨烫的衣服皱褶，渐渐舒坦开来。

可是，第二天，谁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母亲说，她要出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疑心她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决意放弃治疗，便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好得差不多了。老二的儿子初六结婚，家里缺人手，你们都跟我回去帮帮他呀。”

经向医生咨询，得知母亲这种状况非常危险，我们坚决不同意。

勉强继续住了二天，经不住母亲的苦苦纠缠，看看她的心房率确实基本恢复到正常，精神也爽朗多了，我们只好开了几天后续治疗的药，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考虑着，如果复发，立马把她送回来。

在老家，趁身边没人，母亲问我：“这回看病花了多少钱？是谁垫出的，告诉老大，你们几兄弟平摊吧。”

我心里一紧，嗔她一眼，说：“妈，你人都那样了，还惦记着钱！现在政策好，有医保，住院都有报销的，花不了几个钱。”

那年，母亲75岁。

二

坚忍的母亲第一次向乖张的命运屈服了，而且，这一屈服，就住进了县医院——在她的潜意识里，乡下人，除非得了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或危重疾病，是不会轻易进县医院的。我知道，做出这个妥协，母亲一定经过了一番十分痛苦的挣扎。

母亲来到我们周家，可谓历尽了人间的苦难与痛楚。然而，正是这难以想象的苦难与痛楚，把柔弱的母亲历练成了一根坚强的支柱。

1950年，那年母亲18岁。就在那年，瘦弱的她嫁给了身为长子长孙的我父亲。那时，我爷爷已谢世二年，搁下的是一串接踵而至的责任：赡养51岁的奶奶，64岁的曾祖父、曾祖母，以及年届93岁的玄祖父，抚养最小年仅9岁的五个尚未成年的弟妹。在那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饥荒岁月，可以想见，这是一份怎样的担当，承受这份担当，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

在这泰山般的重压面前，母亲没有屈服。母亲凭着一颗博大的爱心，一股顽强的毅力，用她稚嫩的肩膀，默默地协助父亲挑起了那份重担。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我的祖辈得以毫无遗憾地颐养天年，玄祖父延生95岁高龄，曾祖父和曾祖母也分别享年73岁和84岁，祖母享年60岁。母亲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却深知文化对于一个男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全力支持父亲培养三个弟弟，将一个叔叔培养成了我村第一个大学生，并顺利解决了另二个叔叔的工作。与此同时，母亲还要生育教读我们兄弟姊妹七人！试想，如果没有戴天履地的仁厚与任劳任怨的坚忍，这份担当如何了得？

有人说，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为你开启另一扇窗。可是，不知是为了检验母亲的善良，还是要摧毁母亲的意志，多舛的命运如恶鬼缠身般再三眷顾了我母亲：

1961年，29岁的母亲失去了出生才几个月的第三个儿子，她强忍住内心的伤心与痛楚，擦干泪，操起农具又下地去了。那时候，她压根就没有伤心的功夫。

1983年，58岁的父亲因突发急症救治不及，撂下担子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天变故，几乎把母亲的精神彻底摧垮。在那凄风苦雨的十多个日子里，母亲好几回哭得死去活来。

屋漏偏逢连阴雨，让人更难以想象的是，在紧接着的五年中，因病魔摧残，母亲又先后失去了一个三岁的外孙女，一个十来岁的外孙，以及自己的大女儿——我的大姐！

在这劫难般的连续打击面前，母亲不知流过多少泪，哭过多少回，很多次，她都哭得昏厥过去。然而，终究，她没有倒下，没有向残酷的命运屈服。当她骂完了“逃命人”，送过了黑发人，恨完了“瞎老爷”，端着碗再次坐上大方桌，看着那爬上爬下台高凳矮的一大群儿女，牙一咬，又抖起了精神。她知道，这个家，不能没了她。

三

那年中秋前夕，我出差路过老家，一路上风轻云白，稻黄果香，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车上放着一箱苹果和一盒月饼，那是我顺便捎给母亲过节的礼物。

我在村口下了车，让同行在路边等着，自己扛着苹果回家。原想，把过节的东西交给母亲，再给她点钱，就算“例行公事”完了，继续赶路。

可是，回到家，老屋新居均寻不着人。后来，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帮了我的大忙，急呼呼地把在外面玩耍的侄女叫了回来。

侄女若无其事地说：“奶奶上山拾柴火去了。”

“什么？”我的头“嗡”地一声，似乎要爆裂了：母亲这身体，还能上山拾柴火？那不是拿生命当儿戏？这是怎么搞的！

我二话不说，转过身奔向屋后，朝后山望去。透过深度的近视镜片，遥望那层叠而上的梯田和山峦，不久前才收割完单季稻的狭窄的冲埂上，枯黄稀疏的杂草在轻风中无力地摇摆，点染出跟路上所见截然不同的萧瑟与肃杀。一阵恐惧感油然而生。

我急急地问侄女道：“奶奶在哪！”　声音中带着浓烈的愤激，仿佛这两个黄口小侄，是造成母亲耄耋之年还在上山拣柴的元凶。

侄女眯着眼，瞧了又瞧，突然高兴地伸手朝远处一指道：“看，奶奶回来了。”

我睁大眼睛，顺着侄女的手望去，模糊中，远处冲埂上，确实见有一个褐色的物体摇晃而来，如电影里英雄淡入的镜头。

我顾不了那么多，踏着皮鞋，踩着高低不平的田埂，飞奔过去。足足跑了十多分钟，才看清面前这个颤颤巍巍挑着一担柴火的古稀老人——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想努力控制自己，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像开了闸的洪水，哗哗地奔涌而下。

气喘吁吁中，我接过母亲的担子，带着哭腔说：“娘，你不要命啦！你这身体，还上山去拾柴火，万一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谁让你去的呀，没柴火了，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回到家放下柴担，我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大哥的电话，把这事跟他说了，顾不得“长者为父”的诸多礼节，厉声批评道：“你们在身边，就是这样照顾母亲啊！要是有个闪失，如何得了？”

要说，这事也不能全怪大哥，如果父亲在天有灵怪罪下来，我们做儿女的谁都脱不了责任。联想到那次住院前后的异常反应，我揣测着，母亲心里是不是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这件事，她或许压根就没打算跟儿女说？

这事困扰了我一整天。就在那天下午，回到县城的我骑着自行车上街，迷迷糊糊中，跌撞在一辆摩托车上，遭受了一生中最惨痛的身体伤害。晚上，忍着剧痛，我做出一个决定，为消除母亲那份怪异的念想，今年回老家过年。

四

我的提议得到了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不出我所料，在家庭会议上，母亲选择了那个自认为既稳当又公道的轮流赡养方案。我们尊重了她的选择。不，与其说，是我们尊重了她的选择，不如说，是母亲照顾了我们的选择。显而易见的是，母亲在以她独有的方式，行走在平衡我们兄弟利益的木杠上。谁曾想，在这平衡木的空气里，潜藏着许多不平衡的风浪。

大哥率先垂范，提出了从他开始，按长幼为序的赡养次序。

此后，母亲度过了一年多比较安宁的日子。不过，这一年，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准备转世的“行头”。她让大嫂给我妻子打电话，对“行头”的选料，款式，尺码，构成等，一一做了详尽的交代，并郑重其事地声明：“这个钱我来出，我还有钱，你们谁也不能代。”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她的那份念想，还是在遵从传统习俗，只好依了她。

当妻子黯然神伤地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愣怔了好半天，仿佛清明的眼前有一道黑幕在除除降落。我想不明白，好好的，母亲怎么突然有了这种念头？我知道，一个人一旦放弃了生的欲望，那生命的尽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五

果不其然，第二年国庆前夕，母亲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一犯不打紧，几乎让老母亲“隆重”地穿上了那套新衣。

电话里，二哥沉重地告诉我，这回母亲病得很重，已卧床半月余，腹部以下全部水肿，并在向上身扩散，请卫生院医生看过几次，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毫无效果；母亲痛得难受，非让他再给我打电话（刚发病时，我获悉后曾回去探望过），让我再想想办法。

我心如刀割。看来，母亲不是不相信自己的病，而是不相信给她看病的医生。母亲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疾患给她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和遗憾，她不想带着新的遗憾去见父亲。她不知道，农村的医疗已今非昔比；她更不知道，有些生命的不幸，不是医生能够拯救得了的。

母亲求生的欲望滋润了我一度苍黄了的希望，我不能让母亲带着新的遗憾上路。于是，我立即向曾看过我母亲病历的那位在省人民医院工作的专家朋友求助。朋友向我详细了解了病情后，给我开了一个方子。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我携妻带着药回到了老家。看见母亲无力地瘫在床上，脸上毫无血色，蜡黄中泛着寡白，眉毛稀疏的眉头被痛楚拧成一条条弯曲的深沟。房里搭着一张守夜的床。我心底立即漫起一股冷飕的寒气。我强打精神，安慰母亲说：“这毛病不是什么绝症，很常见，连几岁的小孩都有。朋友说，只要按剂量服药，一定会好。我还等着你抱重孙呢。”

临出门，母亲把我叫住，说：“这些药好贵吧，你把药钱记下来，以后你们几个一起出吧。”

我心里一惊，眼睛又湿润了。

幸运的是，奇迹再次发生。服药三天后，母亲水肿明显消退，心悸也逐渐缓解。七天后，浮肿全部消除，并可下床活动，生活起居已恢复自如。

六

这样大约又过了一年半，去年正月，我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安在县城的家。母亲起初不肯来，好不容易才把她“请”来的。

母亲不肯移驾的原因，主要有二方面：一是人生地不熟，平时没个说话的伴；二是担心适应不了我们的生活。

事后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经我介绍，母亲很快就跟院子里的几位老太熟稔起来。天气晴暖的日子，她就下楼去，跟这些老太们拉家常。一位健朗的年龄相仿的老太更热心，还鼓动我母亲去参加晨练。半个月后，只要不下雨，母亲每天都早早地起床，跟那位老太锻炼去了。一天早晨，我特地去广场看了看，见她正跟在一班老太太的后面手舞足蹈地学健身呢。

母亲一辈子在农村生活，一些生活方式已经久成习，短时间内确实难以适应我们。就说节俭吧。为了让她熟悉环境和增长见识，周末空闲，我和妻有时会搀着她去散步。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关日光灯的。第一回，母亲提醒说，还没关灯呢。我说，不用关，并把道理简单跟她说了。可第二次，她还是把灯关了。知道用水要花钱，听见哗啦啦的水往下水道里泄，母亲心疼得不行。她洗脸每次只打两把碗的水，刚刚遮住盆底。我笑她：“这点水，能把脸洗干净？不怕给我老爸丢脸啊？”并告诉她，钱是靠挣进来的，不是靠省出来的。可她就是改不了。更糟糕的是洗菜，她也舍不得多放水。妻知道了自然不高兴，第一次说了她，然后重洗一遍。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她还是如此，妻只好下令“褫夺”她的“劳动权”了。

周末休息，我们一般会改善一下生活，鸡鸭鱼肉自然少不了。母亲见了，也唠叨开了：“你们天天做这么多好菜给我吃，浪费了。”

我说：“这不是专门为你做的，你没来，我们也是这么吃。”

于是，母亲就给我们忆苦思甜。说是在那个饥馑荐臻的岁月，有一天，母亲去公社出工，吃中饭的时候，看见一个生病的社员丢弃了半截馒头，便偷偷地拣起来吃，然后省下自己的一只带回家，给饥肠辘辘的我们姐弟三人分享。

母亲这一说，也唤起了我求学中的一段辛酸经历：高一的时候，我寄宿。有一天回家带菜，母亲不在家，父亲翻遍了大篮小钵，也没找到一样可口的菜，最后，给我炒了一把缸的干辣椒。这菜闻着喷香，吃着开胃，只是吃到第三天，我就再也不用揉草稿纸了……

此外还有，饮食口味太咸，卫生不长记性，不是进门出门忘了换鞋，就是上了卫生间忘了冲刷等。

除了发生一次重感冒，这一年，母亲又平安地走了过来。

七

今年正月初七，我正在单位上班，获悉弟弟改变计划，让回家过年的媳妇第二天带母亲去广东。我将情况通报大哥后请了一天假，晚上赶回家，准备送她们上车。

收拾行李的时候，见母亲闷闷不乐，我便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母亲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不想去广东，这么远，逃难似的。”

我愣了一下，不由想起去年我去接她时的情形。这事本应由母亲和弟弟共同提出，然后兄弟们商量解决。可是，弟弟本人没回，时间又这么仓促。我很为难。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际，二姐又打电话来了。电话里，提起去广东的事，母亲还嘤嘤地抽泣起来。我无奈地说：“弟弟没回，这事我不好办啊。”母亲叹了口气，语带艾怨地说：“早几天我跟老大提过，他没吭声。”我愕然。

第二天凌晨五时，我携妻打的把母亲和弟媳送上了车。

回家的路上，料峭的阴风裹着霏霏的雨丝打在我脸上，脖子上，感觉冰冷刺骨。我打了一个寒噤，把大衣裹得紧紧，心却伴着母亲飞向了广东。

我很愧疚，母亲含辛茹苦一辈子，临到老，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满足不了。原因在哪？是子女多了，轮流赡养？常说“多子多福”，可凭我对母亲的观察，总感觉是“多子多愁”，难道这正应了“多个儿女多冤家”的宿命？母亲一辈子都不曾忘记我们，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总会有些不曾想到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