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代自由理论大师柏林(　isaiah　berlin)　统计，“自由”一词有二百多种的释义，　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论对它也有不同的看法。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自由是指“没有障碍”；斯宾诺莎的自由就是完美的理性；莱布尼茨将自由视为思想的自发性；朱有志等倡导的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的世界”不断扩展的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概念的差异，如果放在各自的背景和语境中去理解，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都不得不承认自由的主体是“人”。　

人是自由的主体和行动者。自由是人的自主选择和自我意志的体现，只有人才有意志，才可以自由行动。人是自由行动的主体，这是区别于“物”的一般意义而言的。人的行动要受到很多限制，有的限制属于自由所要摆脱的限制，有的则属于自由的条件。比如高等教育入学前的报考，考生因家庭经济不佳而放弃或改变选择学校或专业，这意味着他没有完全排除受外在的干预，或者至少是受到了外在的干预。如果一个人没有录取是由于考试或招生制度人为不平等所造成的，那么，他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自由，在基本自由平等的教育制度下，若没有录取同样也缺乏教育自由，是缺乏使用自由所需要的条件。

自由的基础是生活。各种自由最终体现或落实于生活之中。人以自由为起点又以自由为目标。作为起点与终点的自由从而表现为过程，是过程对目的的超越，人类的历史是这样，生活中的人也是这样。

在市场经济驳杂斑斓的阶段中，不仅是清贫、节俭、挣扎，而且还是时尚、奢侈、安逸与享受，它们交叉投影于文明景观。这是产前的阵痛，抑或历史的必然？无论怎么看，它就是现实，就是形态各异的生活。人们曾陷入犹豫、彷徨、反思的杂糅心态中。但最终自由的困惑搭准人们的脉搏，长驱直入地进入人们的光怪陆离的生活。自由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停留在理论范围内的东西，而是体现于具体实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

自由是“人”生活的一种行为状态，产生于生命能够持续生存的生活。生活的自由难以用定义来衡量，尽管如此，就其本身而言，生活自由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即“有权”和“能够”，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分别表示一种许可和一种实现的能力。有没有自由的权利，同有没有运用自由的能力不完全是一回事，但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在存在着生存危机和生活压迫的社会中，即使有自由的权利，对于无能力运用自由的人，自由也毫无意义。

生活自由虽体现于人类生活千变万化的范围和种类之中，但生活自由的概念依然可以保留传统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一般含义。这就是说，从不合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自己的愿望行动，是自由的不可剥离的因素。简单地说，“免于强制”和“自主活动”是有价值的生活自由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生活自由的实现和运行，是需要物质基础来作保障的，即不能自由的来源可能受制于经济物质。

经济禀赋是自由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经济”一词有很多种解释。这里主要指财力、物力与动态劳动力。经济与自由不是一种前者必然导致后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自由并不惟一地依赖于经济，而是取决于多种条件，除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法律条件、智力条件、道德条件、甚至心理条件等等。现代市场化社会的一个特征之所以被描述为经济主义，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上，正像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被提升为首要考虑之事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处于次要地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商业文明与农耕文化的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在这个相当长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的职业、收入、财富物质已经被视为社会价值观评判的重要刻度。

经济虽非自由的充分条件，却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问题固然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缺乏相当的经济水平，自由的“主体”就不能存活，更不能奢谈自由。换句话说，如果经济达不到适当的要求，自由的存在就难以持久。反之，在自由取得持久成效的社会中，经济发展水平都能在较大程度上维持自由。这一点同时说明，自由的各种条件对自由的重要性，在天平上并不是绝对相等的。自由整体中的其他自由，如通常所讲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道德自由和个人行动自由等等，都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它们都不能简单地绕过经济，剥离经济禀赋来畅谈自由是非，皆是形而上的空论。

基于经济禀赋现实，“信仰自由”是存在差异的。如费尔巴哈所云，“茅屋中人和皇宫中人之所想是不同的”。“精神自由”固然也存在，但如果生活物资不自由，就不能随心去享受音乐、阅读、旅游、健身等奢侈的享受。所以，“选择自由”固然也重要，但若仍面临生存的危机时，高尚的精神享受对仍面临生存危机的人们来说，那只是便毫无适用价值，它只有借助于充裕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其高贵的价值，即对于“清白”的人而言，面包比信仰更重要。“纯粹的意志自由”固然存在，但就连黑格尔也认为它是依赖于“内容”的。所以，我们想要实现其他层面上的自由，就不能忽视物质经济层面。如果人的经济受剥夺抑或遭受威胁，就很难实现上述种种价值，即使偶有实现，也时刻面临着变成泡沫的威胁。

经济是自由困惑的根源。市场化的生活中，经济内容主要体现为货币与财产。货币对自由的意义在于，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货币在一定限度内，能向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广泛的自由选择范围，所以哈耶克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关于财产，黑格尔曾谈到：“真正的观点在于，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正是财产最先使自由得以具体化。按照黑格尔，人的目的最初仅仅是内在的，但它应该摆脱单纯主观性的缺点；“为了不仍然是抽象的，自由意志必须首先给自己以定在，而这种定在最初的感性材料就是事物，即外界的物”；黑格尔所说的“物”，也包括精神的东西，“学问、科学知识、才能等等固然是自由精神所特有的，是精神内在的东西”，“但是精神同样可以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而且把它们转让，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归结在物的范畴之内了”。

以钱财为代表的经济是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二者不能对等。如果把钱财视为目的，它同自由就会发生错位，将会导致自由的反面，成为钱财的奴隶，使人发生“物化”。诚如唯物主义强烈反对“金银上帝”、商品拜物教、资本统治这类现象。对社会而言，经济条件并非用于少数人。钱财这种手段和工具不同于其他一般手段和工具的地方也正是在于，它不能只为社会一小部分人所拥有和垄断，而应当为社会全体人所拥有。如果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较为贫穷，大部分人较为富裕，这个社会的自由还是可行的。但如果只有少数人富裕，而广大群众贫穷，这个社会中的自由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

自由若剥离经济禀赋就根本不算自由，任何自由若不基于经济禀赋的保证前提就不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说，人的解放不是一种词语，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由经济促成的，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石中英也曾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作出的种种选择，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因此，当人们的基本生活生存资料还不能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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